2016-03-23 英国卫报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参会的195个国家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气候协议：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2℃以内，避免极度危险和不可逆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
目前国际社会所剩余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预算量”已不足1万亿吨。因此，巴黎协议的目标是确保尽快降低全球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延续排放预算量，并在几十年内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现今，由于地下化石燃料储量巨大，将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燃烧总量限制在这个预算量之内十分具有挑战性。如果我们将现有已知的化石燃料储量都加以开发，那么全球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约15万亿吨。因此，若要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这意味着我们要将这15万亿吨二氧化碳中的14万亿吨留在地下。
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并非化石燃料资源短缺。相反，我们缺乏的是一个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退出策略。注重能效提升和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是应对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们并不能让我们理解个人及私人企业为何应当停止开采、销售和消费化石燃料。
事实上，我们在能效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的进步反而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过量供给化石燃料资源会降低燃料价格，从而使其变得更具吸引力。这种巨大的吸引力体现在化石能源产业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工作机会和较低的能源价格。
在巴黎协议中，我们向子孙后代承诺：“我们不会让你们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若要兑现这一承诺，除了能源脱碳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必须实现碳中和。因此，世界各国已达成共识，即工业化国家须引领化石燃料退出之路。
就德国而言，它并不需要根据巴黎协议来改变其气候和能源转型的目标。德国联邦议会中各政党已对该国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95%达成共识。为此，联邦政府和德国联邦议会制定了以下中期目标：在2020、2030及2040年分别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至1990年排放量的40%、55%和70%。
我们应当把这个挑战视为全面现代化的一次机遇。化石能源投资正在被能效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所取代。对此，数字化将起到关键作用。简而言之，我们需尽可能多地投资智能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以求在2050年之前，替换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创造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与大量就业机会。
在未来几十年中，要想使这一转型在气候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时获得成功，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模式。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避免错误的投资方向。如果想要在2050年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我们只剩下不到40年时间。企业在化石能源领域所做的投资在2050年后将成为闲置资产，并需要我们在未来花费高额代价进行修复。所以，要想避免锁定效应及随后的资本耗损和失业情况，我们必须以前瞻性的方式实现全面现代化，并在当下立即实施正确的政策方针。
因此，我们应将能效和可再生能源视为新“常规”、新常规投资。反之，将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视为特例投资。只有在无法找到替代技术或替代技术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我们才应考虑化石能源投资。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反转这种“常规——特例”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思维模式的转变。
那么，新“常规”（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各行业意味着什么？
目前，电力行业依然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而且电力行业还会继续发展，因为只有更多地使用电力，供暖和交通行业才能实现脱碳化。这些电力需求源于零碳排放的可再生资源（尤其是风能和光伏），因此我们需要持续对这类技术进行投资。
化石燃料发电厂的寿命通常在40年或以上。若要避免对2050年后错误投资及锁定效应，我们应尽快停止新建燃煤电厂以和扩建露天煤矿。此外，碳排放相对较少的燃气电厂应被归为“特例”范畴，因为我们需要用这些可控电厂保证能源安全。但是，天然气应逐步被零碳能源所代替。
建筑物在所有二氧化碳相关排放源中拥有最长的使用寿命，约为100年。因此，我们应当为所有新建建筑制定能效标准，使其在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电力的同时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我们现已掌握相关关键技术，且这些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因此，这一标准有望在数年内推出。
相比之下，已建建筑所带来的挑战则更大。这些建筑物大多使用燃气或燃油供热系统，且建筑本身保温效果一般。短期内，使用高效冷凝锅炉能够节省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由于供热系统的寿命一般为20年，所以我们需从2030年起停止在化石燃料供热系统方面的投资，这样才能在2050年前完成能源转型。如要完成这个目标，唯一具备成本效益的方法就是在建筑外墙使用合适的保温技术。
交通运输行业所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虽然大部分铁路系统已经实现了电气化，但包括水路、空路、陆路在内的其它客运和货运方式，基本都依赖于化石燃料。电力汽车在个人出行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能源转型的机会。考虑到车辆的平均寿命为20年，如果要在2050年放弃使用汽油和柴油，那么我们就必须在2030年前实现化石燃料引擎向可再生能源引擎的技术的转变。到那时，新购汽车必须达到零排放。对此，我们需要政府和汽车产业为交通领域能源转型制定一套积极的投资策略。
能源转型的思维转变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行业。工业流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农业产生的甲烷排放无法用更高的能效技术或运用可再生能源来避免，除非我们能够研发出新的替代技术。截至目前，温室气体排放的罪魁祸首仍来自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燃烧。
鉴于此，为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能源脱碳化，具有成本效益的能源转型必须适应投资周期。能效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必须被视为常规投资，而化石能源投资应被视为特例投资，并应为其定义明确的退出时间。
通过采取这项前瞻性的政策，我们能够避免错置的投资和锁定效应。它将使德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否则，继续投资化石燃料会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风险。
如今，在巴黎协议签订之后，我们看到各国竞相采用最智能、最具成本效益的现代化发展策略。得益于能源转型，德国现正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要想保持领先，我们必须在化石燃料退出之路上付出更多努力。
本文作者Rainer Baake，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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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2016卫报新闻与传媒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公司。原文于2016年3月23日发表于theguardian.com。转载已得到允许。